南京真金线
南京真金线
何谓金线？何谓真金线？工具书上难找答案，原因是概念的多义，除去文学性的意思，有用黄金白银制成的金线，还有用黄金拉拔而成的金线，此外，因科技发展，不用真金也能制成的金线，可见“金线”概念的多义。有研究者认为金线是用金属物质来做的纱线之一。一般叫金线是因为它的成分里包含金属物质。本文所谓“真金线”系指以黄金、白银为主要原料制成的纱线。由真金线参与织造的可称为织金，我国古代丝织物加金大约始于战国，研究者认为比西方晚，我国最早出现的织金实物是唐代的。宋代的文献上多出现金线的记录。唐宋时期织金技术已臻成熟。但织金锦的真正流行，要到女真族统治中国北部后才开始，到元代则达到极盛。唐宋丝织物以色彩综合为主的艺术风格，至此一变为用金银线来作主体表现。织金织物在元代被用来作官服，消费量很大，明代时将制造局集中到了江南地区，织造技术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品，织金织物得到更大发展，无疑，此时也是南京真金线制作的高潮，到了清代，江宁、苏州、杭州三大织造局平分秋色，共同撑起来清代官营丝织工业的全盘天下，从其时织金织物工艺的纯熟，能感受到真金线技艺的高超。随着清朝的灭亡，专供上等社会使用的织金生产也随之销声匿迹，真金线制作技艺走向低谷。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南京云锦织造技术的传承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加之戏剧服饰和刺绣等传统工艺的需要，特别是织金服饰的复制需要，南京真金线制作技艺得以传承，计划经济时期，南京是全国唯一制作真金线之地。
一． 历史沿革
（一）历史传承
中国古代丝织物加金约始于战国，时已能生产织金锦。汉以后，织物上用金见于记载的并不少。西汉时，桓宽的《盐铁记》中有“罽衣金缕”之说，是我国在服饰上使用金丝的最早文字记载。张澍《蜀典》引魏文帝曹丕诏令，批评三国时的丝织物说：“金薄，蜀薄不佳，鲜卑亦不受……。”意思是批评当时川蜀生产的金锦、彩锦质量不好，送给鲜卑民族也不受欢迎。陆翙《邺中记》记：“（后赵）石虎猎，穿金缕织成合欢。”南京真金线的使用可在《晋书》中窥见端倪，《晋书▪舆服十五》记皇太子安车“两箱裹饰以金锦”，梁慧皎《高僧传》中记载苻坚遣使送外国的“金缕绣像”，反映了六朝时期金线在绣像中的运用。
图36法门寺地宫出土绛红罗地蹙金绣拜垫
法门寺地宫发现的唐代的织金锦，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织金锦实物（图36法门寺地宫出土绛红罗地蹙金绣拜垫）。唐朝诗人秦韬玉的《贫女》诗：“蓬门未识绮罗香，拟托良媒益自伤。谁爱风流高格调，共怜时世俭风流。敢将十指夸针巧，不把双眉斗画长。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作嫁衣裳。”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看出唐代就有做金线的，“压金”同流传在南京真金线行业中的“挜金”（亦写着“砑金”），是相一致的。“挜金”是用挜珠压在金纸上来回推磨，将珠子上的光抛在金纸上，由于挜杆上还坠一个沉甸甸的石陀，故而操作起来是很费力气的，是一个苦活，无怪乎被秦韬玉感叹为“苦恨年年压金线。”
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记述了很多他在中国见到的金锦生产地和金锦使用的情况，并见到用金锦制作的军营棚帐，绵延有数里之长。（注11 参见徐仲杰《南京云锦史》P.17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年4月第一版）《元典章》所载的丝织物中，也有织金胸背麒麟、织金白泽、织金狮子、织金虎、织金豹等金锦。
元代丝织业局院和作坊规模较大，花色品种也十分丰富，元代长江下游是纺织品生产的重要产地，元朝官府在建康（今南京）设立织染局，这里生产的金线当不在少数。当代在南京以外出土的蒙元时期墓葬中的某些织金织物，根据图案及技艺风格，有专家推测可能为江南地区所生产，也许就有南京生产的。元代在南京设立的官织造机构情况，我们从元《至大·金陵新志》卷六“历代官制”中能窥见出一个大概：
“东织染局 至元（元世祖）十七年（公元1280年）于城东南隅前宋贡院立局有印，设局使二员，局副一员，管人匠三千六户，机一百五十四张，额造缎匹四千五百二十七段，荒丝一万一千五百二斤八两，隶资政院管领”。
“西织染局 至元十七年于侍卫马军司立局，设官与东织染局同”。
元代的建康织局，属于专织御用织物这一级的织造机构，织造技术要求极高，对建康之地的金线的生产要求显然也是很高的。
我们从明鲁荒王朱檀的墓葬、徐达五世孙徐俌墓葬、定陵万历皇帝陵墓等一系列帝王陵墓出土的织金织物上看出南京金线得到极大地运用，这些织金织物分别有：织锦缎龙袍、盘领窄袖织金龙袍、织金缎蟒袍、织金麒麟、织金妆花、孔雀羽妆花及缂丝十二章兖服和十二团龙纹龙袍等。根据定陵出土缎料的记载，许多布料都来自南京，且为南京工匠制作。
清代，南京是江南三织造之一——江宁织造局所在地，是特种丝织物的主要生产地。南京金箔主要用于制作金线供江宁官办织造及民间机房织造用。由于清代金线制作技术的进步和金线质量的提高，进一步丰富了织金织物技法，使锦缎的质量比明代更为细致，更为精美。清代的云锦分为“花缎”、“织金”、“织锦”、“妆花”，成就最高的仍然是“织金”和“妆花”这两个主要品种，而这两个品种正是强调用金的。清代云锦还擅长将两色或四色金交织于一件彩锦中，造成极为辉煌富丽的装饰效果，这与清代金线质量的提高相关联。金线制作技术的进步，还使一些织造技术难度很大的宽幅织物成功织成，如大幅的彩色佛像、宽幅的“织金陀罗经被”，织金陀罗经被又名织金陀罗尼经被，是一副清代织锦，出土于北京清东陵慈禧墓，为慈禧遗物。织金经被上的经文文字只一厘米大小，整个经被为二百七十厘米见方，是一件特宽的织品。织工十分精细，文字秀丽，是一种清代的特殊锦类，甚为罕见。
民国时期，由于战乱频繁，致通往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不便，加之舶来品之倾销，南京产品不若苏杭铁机所制者精良，更不能与外国之棉毛织品相竟，南京缎业渐衰，金线的生产趋于萧条。
（二）当代传承
新中国建立后，我国整个国民经济以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对外贸易发展迅速。西藏和平解放，内地与少数民族地区的交通已无阻碍。因此，国家对云锦的需求量也日益扩大。随着云锦产量的迅速增加,各机房对金线供应要求也越来月多,1955年3月份,仅北京福裕和一家每天就要供应金线(双顶金线)3000个,一个月就要90000个,而龙潭地区当时每天只能生产1000多个,远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虽然个体单干户想提高产量，但每家单干户本身又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弱点，首先是各道工序中的生产的生产力很不平衡，当时镇上打金箔的不多，只有葛仁德、王忠禄、王忠福、刘兴国数家专打金、银箔，其他各家都是专打铝箔的，因此，金银箔就不能满足金线生产的需要。其次，单门独户生产时，技术有高有低，产品质量难以统一和符合要求。其三，未组织起来以前，生产金线者大多数还是以务农为主，而将金线的生产作为自己的副业，就是那些专营金线业务的大小业主和作坊，生产力也很不平衡，技术高低不一，劳力有多有少,成本有高有低。因此生产效率很低，影响了生产力的迅速提高。其四，由于各户生产的基础不同，成本不同，因此各户在接受生产任务时，成本低的就愿意生产，成本高、获利小的就拒绝接受或少接受，影响了生产任务的完成。这种生产与供应的矛盾，远远不能适应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只有将各户组织起来，相互取长补短，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使生产力得到迅速提高。
图37 新中国建立后不久，南京是全国唯一一处制作真金线之地
1955年，南京龙潭地区将一家一户的金箔、金线生产者集中起来，成立了两个合作社，一个是将居住在龙潭镇、花园乡、三阳乡的金线、金箔艺人们组织起来成立的龙潭民艺金线金箔供销生产合作社（图37 新中国建立后不久，南京是全国唯一一处制作真金线之地），以真金线、金箔、银箔为主要产品，当年创产值13.28万元，上交所得税2098元,后更名为南京金线金箔厂。
另一个是在便民河以北，地域属于南京市江宁县，地点在龙潭六子桥旁成立的江宁县金箔锦线供销合作社。后改名为江宁县金箔锦线厂。
1978年后，国内轻工业得到迅猛发展，主要得益于生产机械、电力供应、精细化工科技力量的引入和培养，促进了南京金线金箔总厂涤沦真空镀铝金银线生产能力的形成，在这种情况下，南京传统真金线受到了冲击，从此走向了下坡路，因为现代化的涤沦金银线与传统真金线相比，有着明显的优势，涤沦金银线的生产材料不使用金银，成本降低，加工过程是机械化生产，完全靠流水线生产，而且这种金银线不怕入水浸泡，可以更加广泛地运用到服饰领域，南京云锦生产厂家也选择了这一新型产品，传统真金线没有竞争力，面临被淘汰的厄运。
改革开放后，文物保护得到重视，复制龙袍需要南京传统真金线，特别是云锦业的复苏，对传统真金线的需求使这一行业回归正轨，全国只有南京一地有真金线制作，南京金线金箔总厂包揽了全部真金线的制作任务，后由于艺人老化，逐渐将真金线业务外包给当地艺人制作，2005年，南京龙潭镇王成金线厂建立，王成及弟弟王青是南京真金线的制作艺人。2008年，南京传统真金线被命名为江苏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禙金艺人熊怀娣被公布为这一技艺的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王成成为市级非遗传承人，还被公布为市级工艺美术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