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金箔的历史痕迹
南京金箔的历史痕迹
一、六朝时期
两汉时期的金银器在我国南京出土不多，有影响的是1981年在江苏盱眙南窑庄窖藏中曾发现的金兽、金版、金饼、马蹄金等，这些都是纯金器，与金箔无关。
1980年在离南京不远的扬州邗江广陵王墓中出土的金泡形饰、龟钮广陵玉玺、品形饰、盾形饰、空心球、王冠形饰、龙形片饰及银碗等，其中王冠形饰和龙形片饰上都有金片，可以算作较厚的金箔了。汉《乐府诗集》中有“步步香飞金薄，盈盈扇掩珊瑚唇”的诗句，可以想见当时有金箔做在鞋子上，受女士喜爱的情形。六朝时期，东晋大将刘裕攻破秦都长安，将关中的官营手工业作坊中的织锦工匠南迁，在建康城南斗场市（今雨花台一带）建立锦署，从此，南京有了织锦业。
而南京发现六朝大墓中已有金箔的痕迹，说明六朝时期南京极有可能已有金箔的生产了。梁慧皎在《高僧传》卷五中记载“苻坚遣使送外国金箔倚像，高七尺，又金坐像、结珠弥勒像、金缕绣像、织成像各一尊”，不仅反映了六朝时期有用金箔贴饰佛像，也反映了金线绣在佛像中的运用。南京的金箔还可见于东晋墓葬中的陪葬中。
1956年第6期《文物参考资料》记载了南京幕府山大墓发掘出小金叶残片，而《文物》1974年第2期记载南京不远的丹阳胡桥大墓出土各种步摇饰件，其上有金箔或银箔用于贴饰的。东晋南朝，佛教大发展，梁代达到顶峰，郭祖深向梁武帝上书说：“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民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甚半”。六朝中金银用于佛事消耗，主要是佛像大量贴金。六朝所用金银的大多数，不是当作货币，而主要用作装饰。
二、隋唐宋时期
隋唐之际，我国有一种织金锦，是一种以金箔线显花的一种御用锦，这是隋唐工艺家何稠从波斯献给隋炀帝的金线锦袍中受到的启发奉命仿做的，做成后比原物更为精美。唐代还有一种“蹙金绣”即盘金，在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一件为蹙金绣的衣物，五件为随捧真身菩萨的蹙金绣小衣物。唐朝诗人李白和白居易对金线参与刺绣有咏诗句：“翡翠黄金缕，绣成歌舞女。”“红楼富家女，金缕刺罗褥”。唐代有真金线的使用，无疑是离不开金箔的。
而南京在当时用金箔的情况不详，隋唐时期南京较为萧条，没有什么大墓，故而隋唐墓的考古发掘报告中也鲜见有金箔的记载。宋代国力不强，金箔一度遭禁用，《宋史》卷10《仁宗纪二》记载：“康定元年，八月戊戌，禁用金箔贴佛像。”宋代先后在西京、青州、益州、梓州、江宁府、润州等地设置过主织锦绮、鹿胎、透背、线段罗等各种丝织产品的场院。虽然此时的江宁府有生产织锦绮的机构，但是否有金线制作的原材料-----金箔生产，仍未见记载。
三、蒙元时期
中国北方地区早在辽金时期已大量使用加金方法来装饰织物，而来自西域波斯的织工却更善于织造特结金锦，称为“纳石失”，工艺理论专家认为“纳石失”失可能是波斯语讹译而来，也有写作“纳失失”、“纳失思”、“纳克实”。蒙古贵族在战争中掳夺了大批汉族、回鹘及中亚穆斯林的织工，加上元统治者对丝稠的特殊爱好，使得蒙元时期的官营业织染业空前发达，元代还流行金银织物和服饰，这种风气决定了织业对金箔及金线的大量需求。元代丝织业局院和作坊规模较大，花色品种也十分丰富，元代长江下游是纺织品生产的重要产地，元朝官府在建康（今南京）设立织染局，这里生产的金箔及金线当不在少数。当代在南京以外出土的蒙元时期墓葬中的某些织金织物，根据图案及技艺风格，有专家推测可能为江南地区所生产，这里不排除有南京生产的。
元代在南京设立的官织造机构情况，我们从元至大《金陵新志》卷六“历代官制”中能窥见出一个大概：“东织染局至元世祖十七年（公元1280年）于城东南隅前宋贡院立局有印，设局使二员，局副一员，管人匠三千六户，机一百五十四张，额造缎匹四千五百二十七段，荒丝一万一千五百二斤八两，隶资政院管领。”“西织染局至元十七年于侍卫马军立局，设官司与东织染局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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